赶工游戏与同意的制造

社会学家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在对变迁中的芝加哥工业工人展开研究，关注吉尔公司和联合公司变化。他在车间做机器操作工，与工人共同生活和工作，也会共同应对车间管理者，切身体会工人不知疲倦地投身于“赶工游戏”，他的发现最终成书《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是延续马克思劳动过程研究的重要标志。

“赶工游戏”

布洛维的问题起源于推翻我们惯常的思维认识，站在管理者视角，我们总会认为员工喜欢偷懒、摸鱼，往往更倾向于不愿意努力工作，管理者的工作相应的是激励、控制、监督甚至强制工作。然而，布洛维却注意到了人们更愿意努力工作的现象。

在《制造同意》一书的序言中，布洛维自认为是一个叛逆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说工业社会学从问题就提“错”了，而马克思主义则是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却给出了错误的答案。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到布雷弗曼——坚持认为强制（coercion）是从劳动力中榨取劳动的手段。但强制在联合厂并不奏效，因为我们的工作和最低工资都受到保护，并且工人也自发地认同管理者的期待。当管理本身的缺陷造成工作的迟滞时，工人不是安于现状，而是经常地想出各种新办法来达到管理者的目标。”^[1]

在车间工厂工作，工人面对的是一个封闭的劳动空间，为了缓解无聊，车间工人会在自发的生产竞赛中获得成就感。枯燥的生产过程被赋予了某种游戏般的意味。计件工作下的超额竞赛是一种“游戏”。一旦进入这个游戏，就会不自觉想要通关，以期达到“劳动者跟诸多限制条件之间的平衡艺术”，但很多时候没有意识到参与游戏本身就是对游戏规则的同意。

为什么会“同意”

从劳动者的立场看，他们为什么会同意这场游戏？

赶工游戏是一系列平衡之后的结果，你要熟悉整个生产流程，要掌握生产技术，要熟悉机器的特性，同时也要跟上下游的工友搞好关系，甚至要在不同班次、不同任务之间做灵活的调配。毫不夸张地说，赶工游戏建立在一个劳动者对自己所处的这个相对独立世界的掌控力的基础上。劳动者就在一个内部循环的竞技场中完成超额竞争的游戏。^[2]

布洛维也认为工厂之外的波动，特别是劳动市场的变化，并不会直接影响到劳动过程。虽然这时上工的驱力有部分由于强迫（coercion），即对失去工作的恐惧，但工作现场的活动，看来仍较可能是出于同意。因为大萧条时期是否会失去工作机会，影响的只是刚被雇佣的人，且与工作表现无关；长期工作的员工并不惧怕被风险，支配劳动过程的仍然是“同意”。^[3]

简言之，工作被建构为一种游戏，减轻了工作时的辛苦感和无聊感。赶工游戏、生产竞赛并不一定是出于生存的需求，也不一定是为了更多的收入。在工作岗位稳定的劳动者中，也会愿意参与到这场“赶工游戏”中。

同意如何在生产中被制造

从资方和管理者的立场，又是如何打造这一赶工游戏的统一规则？

布洛维在《生产的政治》中总结了这一条件，高薪、高福利、工作稳定性这几个条件加在一起，使得管理者不可能再用强制手段逼迫工人努力工作，他们必须说服工人努力工作。三种规制机构对确保工人努力工作而言尤其重要：^[4]

首先是内部劳动力市场，其允许工人竞争空余岗位，一般是资历最老、相关经验最丰富的工人胜出。这样一来，工人们在工厂中待的年头越久，在厂内的位置也越高，工资也就越高。其次，工人们被建构为拥有权利和义务的个人主体，这些权利和义务靠申诉机制执行。如果管理方违反了集体谈判合同中的条款，工人们可以通过工会层层向上发起申诉。最后，工会代表工人和资方进行集体谈判，视工厂的盈利情况而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福利待遇。不管是在个人层面还是集体层面，工人们都有充分的理由努力工作，而无需强制的持续干预。

布洛维在《制造同意》一书中借鉴了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用来分析宏观政治的“霸权”的概念，成就了“制造同意”。反观当前数字革命席卷的工作领域中，高薪、高福利、工作稳定性这三个要素已经成为不可能三角，计件工资制进化为数字泰勒制，零工经济下新的、更加“独立”的工作者又一次投入了赶工游戏中，管理的身影隐于深处，游戏诱使工人展开自己与自己竞争，生产力就在这一自我剥削的过程中不断提高。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