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时代的数字灵工

朝不保夕的工作者

以快递、外卖为代表的零工经济的全面下沉，增加了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同时，导致了劳动者自身劳动的风险加剧，恶化了社会劳动的不安全感和不平等状况。每一个生存不稳定、看不见未来而只能活在当下的人，都正在滑落为盖伊·斯坦丁笔下的“朝不保夕者”（precariat）。

他们低薪、收入不稳定、工作临时化、岗位可替代性高、身兼数职、难以提升工作技能，时刻面临失业和就业不足的风险，缺乏稳定的雇佣关系和社会保障，更遑论就劳动者身份建立归属感和集体认同。^[1]

在盖伊·斯坦丁笔下，他们在任何时候从事的工作都只是工具性的，不太可能成为他们渴望的身份认同或生活满足感的来源。他们缺少通过工作来发展自己的信念。需要中高学历的岗位正在消失。很多朝不保夕者将来要被迫接受比较低阶的工作，任凭自己所受的教育没有什么用武之地。除此之外，朝不保夕者几乎没有任何非工资福利，比如带薪假期，带薪病休以及由雇主缴纳的、可以在将来领取的养老金。这个群体必须依赖货币工资，而货币工资的实际价值一直在下降，而且越发不稳定和难以预测。^[2]

过渡时代

在社会学家孙萍的笔下，外卖骑手为代表的平台零工预示着一种悬浮、无根的工作状态，一种可能永久存在的过渡性。

随着互联网的下沉，外卖、家政、物流、打车等过渡的、临时性工作越来越多，对于参与其中的劳动者来说，这样一份劳动带有很强的“有待确认性”，它的存在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而是一种悬浮状态。^[3]

选择作为过渡的平台零工可能是出于谋生的需求，但孙萍带领的调研小组发现，一些骑手抱着“干一段时间试试”的想法投入其中，却发现转眼三四年过去了，自己依然没有想好要干什么，似乎也找不到一个比跑外卖更合适、收入更高的工作，于是就索性继续跑外卖。

过渡成为常态化的状态。一开始怀揣着临时干干、先就业再择业的心态“过渡”的工作变成了“永久过渡”，过渡劳动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结果。

以过渡之名的零工

孙萍以外卖骑手为例，指出了这种以“过渡劳动”之名行“永久零工”之实正在成为当下的一个劳动趋势。

比如，骑手可以选择更换系统站点以获得更好的收入，从这一点似乎是自由流动的，但他们的流动只能被固定在平台提供的零工服务之内，甚至他们可能被“黏”在平台上，被迫卷入加速的、自我消耗式的流动劳动中，却发现找不到退出这种过渡机制的路口。尽管不存在隶属关系，表面上没有失业，但他们失去的是稳定的工作。

个体在面对灵活的用工时，只能被圈定在单一的经济范畴内“自主”选择和“自由”流动，但真正限制他们的是其与技术和平台的捕获关系，即零工越来越依附于技术化的平台才能获得工作机会。

或许未来不会再有大规模失业，替代失业的将是永不间断的数字零工。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