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泰勒制

从科学管理到数字泰勒制

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在1878-1890年费城的米德威尔钢铁厂根据自己的生产、管理经验，系统地研究和分析了工人的操作方法和劳动所花的时间，把对工人的控制精确到每一操作，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后来被称为“科学管理”或“泰勒制”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制度。 泰勒的科学管理的根本目的是谋求最高的工作效率，而要达成最高的工作效率，必须采用科学化、标准化的管理模式代替传统的经验管理模式，其中最为经典的管理思想包括了动作研究、作业管理的标准化和计件工资制。

数字泰勒制继承了科学管理以分工协作、监督控制实现“效率至上”内核，以数据为基础实现算法监督的新纪律。在数字泰勒的管理制度下，以外卖骑手、Uber司机等为代表的数字灵工，被卷入了一种新的数字控制之中，

数字控制：可计算的控制

2018年3月初到8月中旬，北大社会学博士陈龙加入了北京中关村的一家外卖骑手团队，送了五个半月的外卖，亲身经历了外卖平台的“数字治理”后，更发现了平台隐秘的数字控制：平台掌握了大量的数据，再用数据去给你规划怎么取餐、送餐，怎么给每个订单定价，这样庞大复杂的劳动秩序之所以成为可能，是有这样一套数据支撑的系统，是把所有一切可以纳入的，都纳入到了可以计算的程度，是一种高度的控制和精准的预测。^[1]

骑手、消费者、商家、时段、路段、天气状况等数据无处不在成为维系平台劳动秩序的数据基础：

骑手在到店、取餐和送达的三个阶段里，平台系统紧密追踪并作出实时指导：骑手拿到订单以后，第一步就是根据商家所在位置找到相应店铺，第二步是从商家前台或者后厨取餐，最后一步是根据顾客的位置将订单送达。在这一过程中，骑手每完成一步都需要通过手机向平台系统反馈。平台系统根据骑手反馈时其手机的GPS定位和配送时间长短来判断反馈是否属实。通常情况下，骑手反馈时的GPS定位与商家或顾客所在位置的直线距离不能超过500米，骑手取餐和送达之间的间隔不能少于5分钟。^[2]

借助于平台的数字之眼，在每一单的派送过程中，消费者都可以实时掌握骑手的路线。所以一旦出现了延误等送餐问题，消费者和骑手之间会直接发生冲突，平台则置身事外，甚至是充当调停者。

“自由”的不自由

有人认为外卖骑手是一份自由的职业，“并没有那么严格的管理，上班班次内你可以偷懒晚点上班，也能觉得累了早点下班”“它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路上的，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所以你可以经常走街串巷，到处看看沿街的风景。我特别喜欢在傍晚，听着歌，吹着风，看着晚霞，疾驰在送餐的路上，这是我这两个月做过的最多的也是最享受的事。”^[3]

算法和平台系统的数字管理渗透在外卖骑手的每一个劳动活动之中，外卖骑手的工作看似自由，但实质上是一种“自由”的不自由。

在骑手配送以前，平台系统已经通过数据计算出预计送达时间并规划配送路线；在骑手配送过程中，平台系统还会根据实际的配送情况调整时间与路线，骑手要做的是按照平台系统的规划路线尽力实现平台系统的送达时间。因此，对骑手的过程控制更多地被转化成了结果控制。如果骑手没有按照预计的时间和路线配送，来自消费者的督促（通过平台软件“催单”或直接打电话询问骑手迟到或偏移配送路线的原因）会让骑手重新回到平台系统计算的时空规划中。而其他在既定时空规划中劳动的骑手则只会把量化的控制（预计时间、路线导航）当成督促、协助自己完成配送任务、获得配送工资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隐形控制无疑削弱了骑手反抗的意愿。^[4]

看似自由和灵活的表象下，平台巧妙地隐对骑手的精细控制与管理，本应让骑手如虎添要的大数据，最终织就了一张围困骑手的巨网^[5]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