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而非答案：回答“为什么”

万物皆有因，我们都要为发生的事情寻找理由，但不同人的会以不同方式回答“为什么”。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认为，人们会根据谈话对象和场合的不同给出不同类型的理由，有时还会在不同类型的理由之间进行转换。

给什么理由：理由的四种类型

如果我们要为美国毁灭性的“9·11”袭击事件寻找理由，大多数当事人以故事的形式给定理由，距离较远的人则在故事、惯例和准则中选择，专业人士花了更久来构建自己的技术性说明：

• 故事：恐怖分子干的，但玩忽职守的官员给他们提供了机会。

• 惯例：现代生活遍布危险。

• 准则：因为我们有自卫的自由，我们必须打击恐怖主义。

• 技术性说明：飞机如何撞塌本应牢不可破的大楼，美国情报系统出了什么差错，为什么是这些袭击者，他们为什么袭击，以及一个更宽泛的问题——为什么会有恐怖袭击。

总的来说，惯例（conventions）、故事（stories）、准则（codes）和技术性说明（technical accounts），以上是查尔斯·蒂利认为理由的四种类型。^[1]

无因果解释的理由：惯例和准则

惯例和准则属于程式性的（formulas），其中，惯例是简短、自然而然、不需要过多解释因果关系，准则通常是法律条文、程序规章、宗教教条等，不可理喻但又无法挑战，因为”规矩就是规矩”。惯例和准则的共同点是没有因果性的解释。

准则作为制度性规则，表现为一种理性神话，成为为人所普遍接受的“稳定重复的观念习性”^[2]，在这种普遍接受程度下准则会演变为一种惯例：

当制度落脚在自然的“公义”之上，它因而也就建筑在理性之上。这样它便可以安然度过其作为约定俗成的规则的脆弱阶段。经过了自然化的过程，它成为宇宙规律的一部分，自然而然地成为讨论争辩其他问题的基础了。简言之，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则过于直观明了，因此不断地受到挑战。它需要通过自然化的过程为其功能笼罩上一层公义的神圣。

因果解释的理由：故事和技术性说明

故事和技术性说明属于原因-结果的说明，是“理由的理由”。当人们追问“为什么”的时候无非指以下两种情况：我们要么在问“这一事件是为着什么目的而服务的？”要么在问“是什么样的事前情况造成了这一事件？”罗素说，对前者的回答属于目的论的哲学解释，对后者的回答属于机制论的科学解释。^[3]

“故事为令人困惑、出人意料、富有戏剧性、成问题或具有典范意义的事件提供了简化版的原因—结果说明。借助于普遍易得的知识，而非专业技能，故事让这个世界易于理解。”

技术性说明是一种专业表述，更是一种“高超的故事”。将因果解释（而非适配性逻辑）和专业领域知识（而非生活常识）结合起来，这让它一方面拥有了故事所具备的强大解释力，另一方面又像准则一样难以理解。

怎么给理由：关系决定的理由

我们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必然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但对问题的回答并不一定是解决问题的答案。更为普遍的是在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时，我们用“理由”替代了“答案”。

理由的可信度永远取决于言者和听者之间的关系。查尔斯·蒂利认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给出的理由如何取决于社会关系，并反过来构建社会关系。例如，一个医生可能使用生物化学的专业语言来理解病症，但在不懂生物化学的病人面前，他会诉诸惯例和故事。

一方面，理由的给出建立、确认、协商或修复双方的关系。

“惯例在日常生活中承担了极为重要的关系职能。对此我们应当感到庆幸，因为烦琐的准则、技术性说明和故事只会给生活平添麻烦。但故事是一项伟大的人类发明，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广为传播、机动灵活、言之有理的解释手段。当生活不幸横生枝节时，故事将承担大部分关系职能。”

另一方面，恰当理由的给出因给出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关系而异。“在任何社会场景中，知识专业化程度越高，准则和技术性说明越普遍。”蒂利给出了从“程式”到“原因-结果说明”的理由转换历程：

一般在理由给出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关系较远，并且/或者给出者地位较高时，更倾向于给出程式而非原因—结果说明（比如医生宣布病情诊断和法官宣布司法判决）。而随着程式的理由说明，理由的接收者通常会要求给出者做出原因—结果说明，以此挑战对方所宣告的优越性。“9·11”袭击的幸存者提出的正是这种要求，他们要求相关人员对谁为他们的损失负责给出说法。理由给出者就会从程式转为原因—结果说明。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