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兴衰：退出、呼吁与忠诚

兴衰有常，组织的生命周期必然会经历盛衰的波动，也有可能发生兴亡的更替。

这是由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类的生产活动会创造出一定的剩余，从而使各类组织都程度不同地具备了承载低效运行的能力，因而，绩效衰减（deterioration）迟早会发生，经济“松弛”（slack）也会不期而至。^[1]关键在于“可修复的衰减”（repairable lapse）如何实现。

阿尔伯特·赫希曼针对这一问题，引入了“退出”与“呼吁”的概念。

退出

“退出”、“呼吁”是一组概念，在组织衰弱的时候起到不同的作用^[2]：

（1）某些消费者不再购买企业的产品或某些会员退出组织。这是退出选择。结果，企业的销售额下降，组织的会员减少。不管退出的原因是什么，管理者都必须想方设法加以修正。

（2）消费者、会员或径自向管理者、管理者的上级表达不满，或以一般抗议的形式向任何关注他们的人表达自己的愤懑。这是呼吁选择。结果，管理者还得探究消费者与会员不满的原因并设法解决。

赫希曼认为，退出与呼吁分别是作为经济和政治的化身。退出（经济行为）——“无须当面对质”避免了面对面的对抗，消费者改换“门庭”的决策，于不经意之间由“看不见的手”彬彬有礼地向衰退的企业发出了一个扭转颓势的信号，这是一种非直接的交流。

退出在很多情形下是无声的，任何一个组织都不可能完全控制乃至禁止退出。试图通过压制声音，同时控制“退出”的组织最后会陷入衰退的原因。

呼吁

呼吁（政治行为）绝非“非直接的交流”，而恰恰是抑扬顿挫、明辨是非的呐喊。当企业的产品或组织的服务难以令人满意时，任何试图改变这种状况而不是逃逸的措施，都符合呼吁的基本定义——成员为修正组织的某些制度、惯例、政策或产出，会做出种种尝试或努力，旨在让自己的呼声能够被组织倾听到。

一般来说，过低的退出门槛将导致成员不再呼吁，由于退出这一选项的存在，反而会使呼吁这门艺术无法发展，陷入萎缩，甚至更常见的是呼吁本身就是一项搭便车的行为，建立在集体行动基础上的呼吁很难发生。

但另一方面，呼吁是在现有秩序之内寻求绩效衰退的修复之道，相对而言，退出的破坏力巨大，特别是当企业没有竞争对手，退出不具有威胁性，消费者或成员被暂时“锁定”且手中还拥有退出选择时，呼吁能在敦促组织绩效回升过程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忠诚

忠诚是文化心理因素，赫希曼认为它决定了退出（经济行动）还是声音（政治行动），即对企业或组织的忠诚起到阻止衰减、避免问题成堆的良性作用，从而起到激活呼吁的作用。

一个组织者的领导者必须给予其他成员一定的话语权，即便非常有限，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样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有一定的影响力，从而保持忠诚。当然，他们也会最终认识到，这样虚幻的话语权或者影响力是不可能持久的：一个组织，或者这个组织的领导者终归还需要回应这些呼吁才能维持忠诚。^[3]

但忠诚的另一面是退不得退、呼不得呼。当“进退维谷”超过了一定限度，就容易采取过激行为。过激行为形同退出，迹近决裂，是一种更为严峻的局面，是另一种性质的“退出”。

忠诚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非理性因素，忠诚和统一的意识对组织本身的良性发展并非绝对的有利。相反，组织中可以退出、选择其它组织的个体，是优秀的人力资本。将群体中的优秀个体剥离出去，强制其退出以保障组织的稳定，实际上是削弱了这个群体的聚拢能力，因为这些优秀个体原本可以是最活跃、最可信赖和最富新意的呼吁者。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