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教融合：从教育系统到社会构成

职普分流

职业教育与产教融合的关系紧密，在教育系统中，学校为主体的职业技能教育是实施产教融合的必备基础。

2019 年2 月，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开篇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其中特别是从关于实行高中与职教分流的方案中可以看到国家顶层设计对职业教育的重视，职普分流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

回溯历史，早在“一五”计划从苏联引进了中专教育——初中毕业生接受3—4年的中专教育，毕业后即可分配到工作岗位，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明确提出使大多数地区的各类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相当于普通高中的招生数，中专教育的办学规模长期处于较为稳定的水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专包分配制度的废除、高校扩招政策的施行，中专办学规模开始连年下滑。2000年，随着最后一批包分配中专生的毕业，标志着老中专时代的落幕。到2012年以后，中专办学规模的萎缩趋势又不断加剧。^[1]

社会劳动分工与职业教育

目前我国职业学校教育内容的空洞和教育生态的恶化是不可忽视的现实，杜连森（2021）研究发现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去技能化导致了学校教育重管理轻教育，职校教师和家长对职校生的管理性要求大于知识性要求，教育期望较低，弱化的技能教育导致职校生的技能学习大多处于“皮毛”式的水平。^[2]

布雷弗曼早在20世纪就预言了技术革命可能依然没有带来劳动力的提高，反而是劳动力的退化，原因是技术革命与劳动分工使概念与执行相分离、劳动过程和工人的技术分离，^[3]其结果是劳动对工人的技能要求越来越低，最后可能退化为按键操作者。

从这一点上看，可以认为，职业教育本身如何发展是与更广泛的产业政策、社会经济和劳动分工紧密相连。在早期推行职业教育的美国，1908-1913年间亨利·福特发明的流水线，通过把“技能从劳动者身上抽离，以机器替代”的方法，不断降低工人的重要性，追求理性化和效率最大化，“人”的要素越来越被漠视，最终与职业教育为代表的“适应力优先于纯粹效率模式”（resilience over efficiency ）背道而驰，最后导致的结果是美国没有孕育出德国那样的职业教育。^[4]

以职业为起点的教育

变革是一个旅程，而不是一张蓝图。成功的模式一定是共赢的模式。^[5]职业教育的衰落与高等教育的规模化形成了此消彼长的发展过程，推进产教融合、发展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

周忆粟（2022）指出，职业教育本身不止是依托于学校的教育，也远不是教育系统的任务，比如德国职业教育的产生，源自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国家、雇主、工人以及（部分的）学校，试图通过建立一套技能培训体系，满足企业发展、社会稳定以及解决根本性的企业人员周转问题。职业教育的实践远比通常认为的“依托学校的职业教育”要广泛得多，包括了嵌合在中学里的单一课程、依托于国家的完整培训学校、依托于公司的长训或短训项目以及以再就业为目标的培训等多种形态。^[6]

传统工业化的劳动分工把劳动者弱化为执行者、操作者，甚至让工作变成“异己”的事物，在技术不发达的手工业时代，“手工艺人会对完成的产品有一个意象，即使他没有把它全部制成，他也能知道完成的部分在整个产品中的分量，并因此了解同整体相比其努力的意义。他对最终结果的满意体现在他完成产品时使用的各种手段中，这样，他的工作不仅对他有意义，而且本身也分享了他对产品的极度满意。”^[7]

德国思想家马克思·韦伯提出了“以学术为志业”的说法，意味着所谓志业不止是谋生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其内在蕴含的驱动力和使命感。职业教育所导向的技能教育也应该继承传统手工艺的品质，使其可以承载人之志向和生命之使命。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