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与ESG

ESG的理念与实践

从20世纪40年代 “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始出现，围绕生态环境保护、消费者维权、企业社会责任等具体议题，在自然、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开展实践、发展理论：^[1]

• 1997 年，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组织（UNEPFI）发布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声明》中，提出了企业要将环境和社会因素纳入运营和战略的建议。
• 2004 年，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EPFI）在其报告《Who Cares Wins》中首次完整提出了 ESG 概念。报告同时指出，将 ESG 理念更好地融入金融分析、资产管理和证券交易将有助于构建更有韧性的投资市场，并推动全球契约原则在商界的实施。
• 2006 年，联合国成立责任投资原则组织（PRI），正式提出 ESG 投资需要遵守六项基本投资原则，推动投资机构在决策中纳入 ESG 考量。
• 2008 年，高盛（GoldmanSachs）基于 ESG 研究框架推出了高盛可持续权益资产组合（GS SUSTAIN）。此后，国际组织和全球知名机构持续深化 ESG 理念并推出相关披露标准、评估方法及投资产品，促进 ESG 理念、原则和标准体系的发展与深化。
• 2015 年之后，随着《巴黎协定》的签署，全球对于气候变化的共识进一步推动了 ESG 的深入发展。
• 2019 年，由苹果、亚马逊、美国航空公司、摩根大通、沃尔玛、百事等 181 位美国顶级公司 CEO 组成的商业圆桌会议发表联合声明，重新定义了公司经营宗旨，将“创造一个美好社会”作为公司的首要任务，而非将“股东利益”作为唯一目标，这一主张也契合了 ESG 所提倡的价值体系。

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社会的ESG，尽管定义五花八门，但至今已经形成了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Environment、Social responsibility、Corporate Governance） 三个基本维度。

从环境、社会、治理三个维度出发，涉及到政府监管机构、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证券交易所、投资人、消费者、内部员工、社区居民等多元利益相关者，横跨社会文化、政治体制、环境科学、人口科学等交叉领域。一方面这些主体之间相互关联密切，但另一方面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目标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如何权衡多元复杂的利益关系，是一个具有较高难度的问题。^[2]

社会与经济的互动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认为社会之于经济是“嵌入性”关系：人类的经济生活原是嵌入于非经济的制度和社会关系之中的。当市场逻辑全面渗透于人类生活时，与市场扩张相抗衡的则是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面对市场的侵蚀，社会本身展开动员，产生出各种社会规范和制度安排，诸如工会、合作社、争取减少工作时间的工人运动组织、争取扩大政治权利的宪章运动，以及政党的初步发展等，以此来抵御和规制市场。

经济行为和活动通过嵌入到社会网络之中得到运转，现代经济世界的形成与契约的兴起同样有密切的关系。产权法、契约和稳定的商业法体系等制度的发展，是西方崛起的关键所在。法律、规则的设立基于“人是靠不住的”、人是有弱点的，而好的制度则会最大限度地抑制人性中的恶，引导人性向善向上。长此以往，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人们对契约、信用和应有的行为方式达成共识，认为理应如此，不再感到规则的束缚。^[3]

法律、合同和经济理性是稳定和繁荣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它们必须和互惠、道德义务、共同体责任及信任一起孕育发酵，而这些因素往往根植于习惯而非理性计算。

ESG与信任

在ESG评价体系中，社会是基本维度，把社会与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有机整合在一起。其中，信任机制是社会与经济发展、企业治理的重要基石。

福山通过《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传达出他对社会与经济发展、政治民主互为表里，以及信任对经济发展作用的认识：信任与产业结构和大规模组织的创建密切相关，而后者对经济繁荣和竞争力至关重要。信任关系难以建立，经济运作就会成本上升，信任的匮乏则会使经济徘徊不前，还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

例如，福山提出家庭和非亲属关系的共同体决定了信任的范围和程度，影响了企业运作的成本、竞争力。高度信任的社会（例如日本）与丰富的社会资本间存在较高相关度，能够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创建大型机构，在相对低信任的社会，如法国以及意大利一般都是家族企业。

另一方面，福山以美国为例：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全面扩张，对抗几乎全部现存共同体的权威性，而最终，美国社会在很多方面都变得愈发个体化，也必然感受到价值共享和共同体精神的匮乏。这种社会的多元化弱化了内部信任，给相互合作添加了新的障碍，因此美国各类组织之间建立合作会变得愈发艰难。这也是为什么个人主义至上的美国人学不来日本人基于普遍社会信任的精益生产（just-in-time）模式的原因。

人类必须学会如何相互协作，之后才能创造财富，如果还想要有进一步发展，则必须创建新的组织结构。福山认为，美国人有着结社生活的习性，这对强有力的个人主义倾向构成了某种平衡；美国的民主和经济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原因不是依靠单纯的个人主义或共同体主义，而是因为这两种对立倾向的互补。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