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健：《宋代中国的改革》

宋代中国的改革以王安石改革作为高峰，王安石的理想是试图由一个专业上训练有素、行政上控制有序的官僚系统作为主要工具，努力实现儒家理想的道德社会。在道德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结构的交错中，王安石改革之于特定时代的根本性质的议题，例如官僚分型理论、集权与专制主义关系、国家利益与社会各阶层关系提供了一种历史与现实的思考。

王安石改革中的三种官僚

海外宋史学者刘子健(1919—1994) 在成名之作《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中，对王安石及其新政中参与改革的官员分为了三大类型^[1]：（1）理念型（理想主义的士大夫，the idealistic scholar-official）、（2）仕进型（有事业心的官僚，the career-minded bureaucrat）、（3）渎职型（滥用职权的官僚，the abusive bureaucrat）。

1.理念型官僚

理念型有四个特征：有个人操守，有公认的学术水准，有为崇高理想献身的精神，有将政治原则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坚定信念。即使不是完全精准，但他们大致可被认作传统史学中为人所熟知的“君子”。

王安石是一位理想化的士大夫，律己甚严。他过着简单朴素甚至与世隔绝的生活，显示出佛家自律、禁欲理想的影响。在支持提高官员薪俸以使其有足够的收入而不致沉湎于财务欺诈的同时，他也削减了办公经费，使得自我放纵的官僚们非常不满。

与寡廉鲜耻的官僚的翻云覆雨相比，溜须拍马不过是小毛病，而理念型官僚于此之中常常手无寸铁。由于多种原因，王安石与不道德的官僚行为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

2.仕进型官僚

仕进型官僚往往普遍存在于所有政府之中，他们现实地将仕途进取置于其他价值之上。

与理念型官僚相比，他们的学识远没有那么渊博，为崇高理想献身的精神即使真的存在也不太引人注意，他们的政治原则或多或少从属于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宜之计。

然而，在个人操守方面，他们尚能达到社会上约定俗成的平均行为标准，据此很容易与渎职型相区分。尽管存在纵容某些轻微腐败之类的不良做法，他们个人行为的缺点在整体上并不严重。

在王安石时代，仕进型官僚又进一步分为两类：因循型（conformist）和干才型（executive）。

因循型在官僚群中居于绝大多数。他们的职业利益在现有制度和运作模式下得到了最好的保护。通常来说，他们很少主动改变政策，倾向于反对激烈的变革。他们支持保守主义者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但是当变法已经成为既定秩序，他们便会遵守。

干才型官僚则更加精力充沛，野心勃勃，急于进取，他们有主动性，支持激进的政策变革，推行新政也不遗余力，其原因或在于新政提供了晋升的捷径，或在于与自身的政治主张或倾向一致。

3.渎职型官僚

渎职型官僚无原则，无道德，对官职有强烈的兴趣，但是将之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事业，因此他们可能会利用自己的权势来营求私人的物质利益。王安石变法中渎职型官僚有两类：贪污、弄权。

贪污型运用他们凭借职务之便而拥有的权力以自肥。他们对变法反映出不满，因为变法试图改善政府的行政管理，消除侵吞公款和其他的贪污行为。但是他们不反对在政府最高层已开始出现弊政的后变法时期。传统史学将他们称作“贪官”或“污吏”。

弄权型比贪污更糟。与干才型相似，他们富于野心，急于进取。他们通过非常规手段和不道德的手腕，首先努力获得超越职位正常权限的个人权力，进而大肆贪污，通常规模巨大。表面上他们遵守变法的政策，因为改革措施给了处理财政问题的职位更大的权力。在后变法时期，他们权势显赫，也声名狼藉。传统的说法不只是用贪污来描述他们，还有“弄权”“擅权”之类。

王安石改革中的用人策略

作为一个兼具儒家原则和实用主义政策的理想主义学者，在与不道德的官僚行为斗争失败后，王安石聚集了那些他相信有娴熟的专业能力提出和执行大量新政的官员。

王安石的目标是以实用主义导向整顿官僚体系。然而，王安石对腐败的打击，并非完全没有偏见：

例如，其一，他为了轻微的过失而批评苏轼等政治对手。其二，在寻找有行政能力的追随者时，他经常对他们错用其才以自肥的可能性视而不见。其三，王安石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政策事务上，可能没有觉察到，有些人在设法令其满意地履行公务的同时，也在不择手段地追求私利。在王安石退闲以后，高标准放宽，腐败增加。到后变法时期，渎职行为远甚于从前。

就此而言，保守主义者责怪王安石没有对道德的自我修养给予首要关注，而为许多无耻官僚打开了权力之门，无疑是有道理的。

但是，刘子健认为平心而论，王安石的人事政策基于党派而非私人偏好，尽管反对派在这两者之间看不出区别。在变法之初，王安石推荐了许多一流的士大夫，因为他们受到民众的尊敬。但他们中的许多人拒绝与王安石合作。比如，王安石推荐了刘挚，但保守的刘挚变成了对王安石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

专才还是道德

根据王安石的判断，他拒绝赋予弄权型官僚以权力。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官僚反对他：理念型士大夫中的保守主义者和温和派是出于原则，因循型是由于不喜欢激进变革，贪污型是因为对他们的个人利益不利。王安石不得不主要依靠皇帝的支持。

王安石作为理想主义者的一面体现试图以一个在专业性上训练有素、在行政上控制良好的官僚体系作为实现儒家的道德社会的主要手段。但他没有从官僚群体获得足够强大的支持。他甚至未能成功地从他赖以实施新政的干才型官僚那里激发出持续的忠诚。当这些官僚的一部分沦为弄权型官僚时，新政所已实现的成就也丧失了。这也是改革失败的一部分。这样一种道德主义的方法是否足够现实。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