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时代的自我实现

液体现代性：灵活与脆弱

社会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创造了一个标志性术语“流动的现代性”，现代社会正处于从“固体”向“液态流动”过渡的阶段， “轻灵的”或“流动的”现代性区别于“沉重的”或“稳固的”昔日。

“固态的”现代性是一个相互承诺的时代。“液态的”现代性却是一个解除承诺、捉摸不定、熟练地逃避和没有希望的追求的时代。于是，增加灵活性、赋予个体“自由选择者”的角色（但这也使未来显得更加充满不确定性, 人们愈发只能自行面对重重困境）。^[1]灵活的背面是脆弱 (完全依赖个体) 。

流动现代性中的权力关系如何使用与固体现代性根本不同的逻辑：

在前者中，权力是通过控制有限的可能性来行使的，而流动的现代精英则通过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来主导。“管理”——使其他人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被证明是真正的力量。哥本哈根商学院教授Niels Åkerstrøm将组织中员工的现状与当代婚姻或同居伴侣的现状进行了比较：一个人渴望得到肯定和认可，就像在婚姻中一个人总是怀疑自己是否被爱一样·······“爱的准则”驱动着“新型”组织的战略。因此，没有劳动合同（就像没有同居协议）是永远固定不变的。“被爱”从来都不是完全挣来的，它永远是有条件的，而这个条件就是不断地提供新的证据，证明一个人有能力执行，有能力成功，有能力一次又一次地“超越”别人。这是一种令人兴奋和疲惫的生活，对冒险的人来说是兴奋的，对软弱的人来说是疲惫的。^[2]

自我的“实现“观念已过时

在与塔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瑞恩·罗德（Rein Raud）的对谈中，鲍曼对流动时代的个体作为“自由选择者”的自我实现观念已经陈旧过时，因为它所服务的是曾经那个相对稳定、变化缓慢的世界，并就如何重新看待自我实现这一命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人们最初创造的“自我实现”观念，是以相对持久且变化缓慢的伦理原则、价值等级和战略准则为指导的。这种自我实现观念已经陈旧过时，如今，“自我实现”活动最常见的指导原则，与其说是在一个预先设定好的、得到坚定拥护的自我模式上机械地完成既定动作，不如说是保持自我实现的未完成性和可塑性，留有足够的空间来试验自我实现的别种可能——人们期望出现和学习的已知或未知。

转向实现之”自我“

延伸至未来的稳定观念已然土崩瓦解，所以自我实现观念中关于”实现“之未来期待早已土崩瓦解。比如，工作中很少有人在签订工作合同时会真的以为它是终身契约，在公司中往往更常见的是像带有“重启”按钮的电子游戏为模式的员工流动。鲍曼认为，流动时代的自我实现是“两面下注，保持选择权。”

“我想要实现自我，但我并不知道我是谁。”罗德也认为，自我实现中相对于”实现“本身，”自我“可能更加重要。如果我们无法准确地展望未来，制定以既定目标为导向的长期规划那么不妨退一步，遵循某些公认的原则，一种不可抛弃的逻辑：^[3]

正如向着社会理想前进的人，不可能事先知道自己最终实现的理想会是什么样的。这个旅程没有终点，朝着理想前进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事。但如果你朝着理想迈进，你就不能假装自己已经成为另一个人。

所谓自我实现，不是完成一项计划，不是遵循既定的人生轨迹，不是走一条或由我自己发明的、或被规定好的道路；相反，它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运动，受制于我为自己选择并将恪守的某些原则——如果途中发生的事情与我坚守的原则相抵触，那么我将不得不再次做出选择，二择其一。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