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困境

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为何难以寻求？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在在1997年出版的《时间困境》一书中直指现代社会中工作与家庭缘何被颠倒及其代价——工作与家庭的情感磁场发生逆转，家庭越来越按照讲究效率的“工作场所”的规则来运转，同时工作场所却被设计为强调幸福、归属感的“温暖大家庭”。工作中的时间要求刻不容缓，家庭中的时间则任人宰割。^[1]

工作与家庭的倒置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经济结构转型，制造业向海外转移；收入稳定、有工会提供强力支撑的蓝领工作逐渐消失，低薪的服务业工作开始兴起；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萧条以及国际竞争加剧，美国削减了一系列福利，带来了阶级差距的扩大，中产阶级举步不前，社会下层持续坠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出生率的降低客观上降低了儿童照料的需求，但人口老龄化带来了老年照料的挑战。家庭结构也在改变，离婚率上升、单亲家庭增多，父亲与孩子的纽带关系减弱。面对这等局面，政府缩减了公共服务，希望家庭承担起照料的重任，但曾经在家的女性已经大量外出工作——为了弥补丈夫的收入不足或独自撑起一个家，而且男女双方的工作时间都越来越长。^[2]

作者在化名为阿莫克（Americo）的一家美国世界500强公司度过了三个夏天，采访了高管、普通员工、工厂工人等，她发现尽管公司提倡工作家庭平衡，提供兼职上班、工作分担、灵活工作时间地点和职业年休等机会；接受采访的每个母亲和大部分父亲都说“家庭第一”，但这些在职父母中很少有人质疑自己的长时间工作，也很少有人利用公司提供的弹性工作时间、陪产假或其他“家庭友好”政策。是因为员工们不了解这些政策，还是他们担心享受这些政策的负面后果？是因为经济的问题，还是经理们故意阻挠？

多次轮班的时间困境

办公室的工作是第一班工作，家里的工作是第二轮班，处理让人极度痛苦的情感劳动是第三轮班。对阿莫克的研究揭示了两种不同的时间困境：高级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通常表示，他们投入长时间工作是因为热爱自己的工作；流水线上的工人说，他们选择两个工作轮班是因为需要钱。

“很多人都在应对着一个无比强大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过去被视为家庭生活核心的东西正在被贬低。人们对交换金钱的活动投入越多，他们在公共领域里的工作就会越受到重视和尊重，私人生活就越被贬低，私人生活的边界就会收缩。在职场工作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事实，更具有复杂的文化价值。”

家庭正在被“男性化”，越来越按照讲究效率的“工作场所”的规则来运转，个人需求被取代、压制或耽延，而工作场所却在被“女性化”，推行强调信任、团队建设和周到对待“内在客户”的管理哲学。工作已经成为了“家”——在那里人们感觉自己得到奖励、受到关注、得到 “父亲般”上级的鼓励和同事们的支持；与此同时，家则成了一个在太少的时间里有太多事情要做的地方，变成了孤独的“工作”场所。

工作和家庭如何共生

在工作与家庭倒置的时间困境中，我们越依附于工作的世界，它的时间限制、周期、间歇和中断越塑造着我们的生活，更多的家庭时间要被迫适应工作的压力。在需求导向的紧急要求之间，员工实际上就是工作的库房。家变成了人们必须在分配的有限时间里完成工作任务的地方。

这样最后的结果是，一家公司的成功背后的代价往往被转嫁到那些最无力抵抗的人身上——孩子、病人和老人。我们需要把这些代价放回原处，为余下的生活腾出空间。

首先，从个人角度行动起来，杜绝把“班味儿”带回到家庭中来。在与家人的相处时间中，不能再按照工作场合中的管理思维，以日程安排表、分工协议与目标考核来衡量“家庭绩效”。如果确实需要接工作电话，那么和家人诚挚地道个歉就可以了，家庭的共处时光完全经得起这一中断，关键是陪伴的主观感受。

其次，向职场管理学习经验，外包家庭生活。通过购买时间和服务，把比如家政保洁、交给专业的服务人员，减少非必要的家务劳动时间。

最后，可以尝试从公司层面采取新一轮的时间运动，比如灵活工作时间的定制化、团队成员工作时间段自主安排、工作量的团队分担机制。

参考资料